韩愈在《送孟东野序》中提出了“不平则鸣”论，指出：“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。……人之于言也亦然，有不得已者而后言，其歌也有思，其哭也有怀。”他强调，作家、诗人不得志时，会通过创作表达内心情感，抒写思想，这与司马迁的“发愤著书”说有着一脉相承之处。韩愈进一步指出，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更爱“鸣”，也更善于“鸣”。他说：“和平之音淡薄，而愁思之声要妙；欢愉之辞难工，而穷苦之言易好。”这是他对司马迁“发愤著书”说的一种发展和拓展。“不平则鸣”论和“发愤著书”说的共同点在于，它们都强调了创作中的情感表达和思想抒发。在不得志的情况下，人们更容易通过文学创作来宣泄情感，表达思想。韩愈和司马迁都强调了这种情感和思想的重要性，认为这是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。不同之处在于，韩愈更加强调了不得志文人的情感和思想的表达，认为这是他们创作的内在驱动力。而司马迁则更加注重个人经历和情感的宣泄，认为这是创作的动力源泉。韩愈的“不平则鸣”论更加注重情感和思想的表达，而司马迁的“发愤著书”说则更加强调个人经历和情感的宣泄。总的来说，韩愈的“不平则鸣”论和司马迁的“发愤著书”说虽然有着异同，但都强调了创作中的情感和思想的重要性。它们都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理论，为我们理解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提供了重要的启示。在韩愈看来，“不平则鸣”是作家、诗人内心情感和思想的自然流露，是他们不得志时的一种情感宣泄。他认为，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，才能更好地表达这种情感和思想，也更善于通过创作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。而司马迁则更加注重个人经历和情感的宣泄。他认为，个人经历和情感的宣泄是创作的动力源泉，只有通过宣泄个人的情感和经历，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，也才能更好地创作出优秀的作品。总的来说，韩愈和司马迁都强调了情感和思想的重要性，但韩愈更加强调了不得志文人的情感和思想的表达，而司马迁则更加强调个人经历和情感的宣泄。他们的理论为我们理解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提供了重要的启示。
